「出海」企業突圍戰略

然而，今天的「出海」之路並非一帆風順，首當其衝的，是政策不確定性已成為全球營商的新常態。各國為保護本土產業或回應貿易摩擦，頻繁築起貿易保護壁壘並提高進口關稅，導致經貿政策充滿變數。

在此背景下，全球供應鏈重組與貿易走廊轉移的趨勢日益明顯。受地緣政治風險及突發事件（如中東局勢引發的航運受阻）影響，跨國企業紛紛摒棄單向依賴單一市場的做法，轉向「區域化」或「多元化」布局。全球貿易重心正加速向東盟、中東及「一帶一路」國家遷移，新興貿易走廊順勢崛起。此外，地緣衝突引發的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動，加上物流干擾推高運輸成本，企業必須尋找具備成本效益與高度韌性的營運模式。

面對這波驚濤駭浪，企業亟需一個能提供高度確定性與穩定性的樞紐，而這正是香港無可替代的價值所在。任憑世界變亂交織，香港憑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及「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地位，展現出穩定前行的強大韌性，憑藉卓越的競爭優勢，充當內聯外通的「超級聯繫人」與全球企業信賴的「安全港」。

然而，即使擁有最佳的跳板與導航網絡，企業的出海之旅猶如航行於充滿暗礁的海域。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往往未必來自商業營運本身，而是源於各地的法規監管、稅務合規與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

築起三維風險防線：從法律、監管與稅務重塑合規戰略

面對全球供應鏈的深度重組，香港企業正積極將目光投向東盟與中亞等新興市場。但在這些機遇龐大的地區，合規管理已從過去防守型的後勤工作，躍升為決定企業「出海」成敗的戰略。要真正在新市場站穩陣腳，企業必須從法律、監管和稅務三個維度，築起堅不可摧的全面風險防線。

在法律與監管層面，企業必須具備高度的風險意識。以東盟國家為例，當地對數據本地化和跨境數據傳輸的規範日益嚴格，企業務必確保營運及客戶數據的處理完全符合當地的法定標準。此外，在海外設廠或拓展業務前，企業應對貿易夥伴、政商代理人及供應商進行嚴密的盡職調查；同時，必須制定一套契合當地勞工權益與工會文化的管理模式，以杜絕潛在的勞資糾紛。更重要的是，企業要想在新興市場走得長遠，必須在內部確立反貪腐與反賄賂的文化。若期望順利獲得當地的項目審批與國際資金支持，確保業務運作符合當地的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標準，已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除了法律與監管，稅務層面的布局同樣是企業跨國擴張的重中之重。香港總商會持續收集會員意見，並歸納出三大有關稅務層面的關注議題。

首先，全球稅務監管與反避稅措施正持續深化，各國全面加強打擊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BEPS 2.0 相關措施正逐步落實，全球 15% 最低稅制亦已進入實施階段，尤其影響年收入達 7.5 億歐元門檻以上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逾 130 個稅區正全面強化反避稅措施。企業出海前必須徹底檢視現有的稅務架構，防範補稅、雙重徵稅或資金受限等合規風險。

第二個議題是全球稅務徵管與信息披露要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緊。隨著各國稅局統一資訊交換準則並全面落實共同申報準則（CRS），稅務資料交換協議（TIEA）覆蓋全球，稅務透明化已成全球大趨勢。因此，企業在拓展海外市場時，必須更為審慎地規劃跨境稅務及財務資產管理。

第三個議題則是科技驅動下的偵測風險。多地稅務機關已廣泛運用數碼方式收集企業的財稅資料，並強制要求以指明的國際標準電子格式進行稅務申報。這種由科技驅動的執法手段，大幅提升了稅局抽查的效率與透明度，及早建立高規格的稅務數據管理能力，已成為出海企業的當務之急。

「LIFT-UP」戰略框架：企業海外布局的五大核心考量

在資金正式投入東南亞、中亞或中東市場前，企業應及早將五個重點納入整體規劃，將合規能力轉化為長遠競爭優勢。為此，我提出了「LIFT-UP」框架，作為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戰略指南。這個理念旨在鼓勵企業審慎評估五大關鍵支柱：海外落地模式（Landing model）、投資架構的整體設計（Investment holding structure）、融資架構安排（Financing centre arrangements）、轉讓定價策略（Transfer pricing mechanism），以及當地投資優惠政策（Unique Preferential incentives）。

首先，是選擇適合的海外落地模式（Landing model）。

不同國家對分公司、子公司、代表處或合資企業的要求均有所不同，而不同模式亦涉及不同的法律責任、監管要求以及稅務後果。此外，企業亦需要特別留意常設機構風險。有些企業認為未正式成立公司便不會產生當地稅務責任，但實際上，如果管理團隊經常在當地進行商務談判、簽訂合同或管理項目，亦有機會被視為在當地產生應稅存在。

以中東市場為例，我們近年觀察到不少香港及內地企業正積極參與沙特阿拉伯「Vision 2030」相關項目，包括基建、智慧城市、新能源及數碼科技等領域。很多企業最初只是以個別項目形式進入市場，但隨着業務規模擴大，很快便需要面對一系列問題，例如是否需要設立區域總部、如何安排股東融資、如何管理區域採購及跨境服務，以及未來利潤應如何匯回集團。如果企業在投資初期已經將這些問題納入整體規劃，往往能夠避免日後因架構重組而產生額外成本和風險。

第二，是投資架構的整體設計（Investment holding structure）。

企業不應只思考「投資哪個市場」，而是要思考「透過什麼平台投資」。例如應由香港公司、內地公司，還是其他地區的控股公司持有海外投資；未來股息如何匯回；將來若有融資、引入投資者或退出投資，又應如何安排。現時各國愈來愈重視控股公司的實質營運及商業理據，因此企業已不能單純透過低稅率作為架構設計的考慮因素。

第三，是融資架構安排（Financing centre arrangements）。

海外擴展一般涉及股本投資或股東貸款，但不同國家對利息扣除、薄資本化規則以及預提稅均有不同規定。近年東南亞及中東多個司法管轄區均收緊有關規則，因此企業除了追求資金運用效率外，更需要兼顧合規要求及資金回流的靈活性。

與此同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區域財資管理樞紐，可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香港具備成熟的金融市場、高度自由的資金流動環境，以及廣泛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絡，能夠協助企業更有效管理跨境融資、區域資金調撥及外匯風險。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企業在拓展海外業務時，不只是考慮在哪個市場投資，更開始思考如何透過香港建立區域財資管理功能，統籌不同市場的融資需求及資金運作。這不僅有助提升資本運用效率，也能加強企業對海外業務的風險管理能力。

第四，是轉讓定價策略（Transfer pricing mechanism）。

隨着企業建立跨境供應鏈及區域管理平台，轉讓定價已不再只是年度合規工作，而是企業整體經營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稅務機關愈來愈關注管理服務費、集團融資安排、知識產權授權以及共享服務中心等安排，是否符合獨立交易原則。因此企業需要清晰界定哪些實體創造價值、承擔風險以及擁有相關資產，從而建立一套可持續及具說服力的定價營運模式。

最後，是善用當地投資優惠政策（Unique Preferential incentives）。

很多企業只比較各國法定稅率，但實際上，更大的機會往往來自投資優惠措施。例如中東多個自貿區（Free-trade zone）、東南亞各國的經濟特區、高端製造業及研發優惠等，都能夠為企業帶來實際競爭優勢。不過，在全球最低稅制逐步實施的背景下，部分傳統稅務優惠的效果可能有所改變，因此企業需要從集團整體角度重新評估其真正價值。

總括而言，我們觀察到真正成功「走出去」的企業，並不是在投資完成後才處理稅務問題，而是在制定海外擴張策略之初，已經將投資架構、融資安排、轉讓定價及合規管理納入整體規劃。今天企業面對的挑戰已不只是如何開拓市場，而是如何建立一個可持續、具韌性及符合全球監管要求的國際化營運模式。及早做好規劃，不但有助降低風險，更能提升投資回報及跨境營運效率，將合規能力轉化為企業的長遠競爭優勢。

香港憑藉國際金融中心及區域財資管理平台的獨特優勢，將在企業「出海」國際化發展及跨境投資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策略角色。

香港總商會憑藉完善的國際網絡，以及與全球近七十個主要商會簽署的合作備忘錄，能為有意拓展海外市場的企業，提供極具價值的戰略合作平台。

企業「出海」的法律導航：精準管控合規風險與善用香港法制優勢

孖士打律師行商業業務管理合夥人夏卓玲

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正持續加強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監管，尤其在國家安全、關鍵技術、數據安全及基礎設施等敏感領域。

對企業而言，「出海」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商業決策層面，而是一項需要全面權衡法律、合規及地緣政治因素的戰略佈局。企業出海最大的風險往往未必來自商業營運本身，而是源於各地的法規監管與不確定性。

拆解海外市場四大風險：政治、融資、法律及文化因素均須關注

在開拓海外市場時，企業面臨的風險主要涵蓋四個範疇。首先是政治風險，包括國家安全審查、政治穩定性、政府行政效率、稅務政策變動及貨幣匯出限制等。其次為融資及信用風險，涉及外國貨款或投資項目違約、當地政府豁免雙邊投資條約項下提供的實質性保護，以及外匯與利率波動。第三是法律與合規風險，涵蓋反腐敗法律、當地基建設施標準、勞工法例、知識產權保護及日趨嚴格的外國投資規定。最後則是跨國文化差異、宗教習俗衝突等文化及社會風險。現時，企業最為關注的具體痛點主要聚焦於制裁與監管限制、知識產權糾紛、稅務合規要求以及供應鏈中斷。

法務前置：建立全面的法律合規與風險防範機制

面對上述挑戰，企業愈來愈需要把法律風險管理「前移」，在投資決策初期便引入專業法律團隊共同制定全球化策略。為提升發展的穩定性和韌性，企業在開展跨境投資時，必須落實前期的法律盡職調查與風險評估，及早識別潛在的合規危機。同時，可考慮適當提高當地政府的參與度，例如爭取政府保證，以加強項目的合法性、穩定性及可預測性。

在項目架構與風險轉嫁方面，企業應透過搭建完善的項目法律結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並透過投保轉嫁風險，藉此有效保障核心資產。交易文件中亦務必以嚴謹的法律條文清晰訂明各方的權利義務及風險分配。此外，企業應確立清晰的可持續發展指標、嚴謹的採購程序及當地供應商評估機制，確保業務營運不受供應鏈中斷影響。透過完善的內部法務審核制度持續監察合規狀況，並預先在合同中設立分級爭議和解機制，將能大幅提升法律糾紛處理效率並降低跨境經營的不確定性。

善用香港法制與仲裁優勢，打造跨境營商「避風港」

在國家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背景下，香港正發揮著無可替代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香港最大的優勢在於「一國兩制」下同時具備國家支持及國際化法制優勢，是全球少數兼具普通法制度、自由資金流動及國際專業服務集群的城市。香港的法律界能夠提供系統化的法律風險管理服務，作為內地與國際法律制度的「制度接口」，協助企業處理海外投資盡調、跨境合規及制裁風險評估，幫助企業理解並遵守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法律要求，大幅降低執法風險。

作為國際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香港擁有成熟的普通法制度及獨立專業的司法體系。配合大灣區「港資港法」及「港資港仲裁」安排，內地企業能更便捷地利用香港法律處理海外糾紛，為跨境商業爭議提供中立且國際認可的解決渠道。針對科技及創新企業，香港配合河套區的制度創新，亦可提供頂尖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策略及專利申請管理。與此同時，香港擁有完善的金融與專業服務網絡，透過各類融資渠道協助企業有效配置全球資本，並確保過程符合各項法規要求。

展望未來

特區政府正主動制定首次編製的五年發展藍圖，全面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這將重點探討如何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提升國際競爭力，為法律界及其他專業界別的跨國合作指明方向，進一步鞏固香港更明確的法律及政策框架，協助內地及本地企業妥善降低出海的法律與合規風險，實現高質量的全球化發展。